.read-contentp*{font-style:normal;font-weight:100;text-decoration:none;line-height:inherit;}.read-contentpcite{display:none;visibility:hidden;}
57正有些心动,迟芸突然转过身来,问他:“你上次讲的所谓好看、好听、好闻、好吃,并不是物质的客观属性,而只是人的感觉,你能具体举些例子么?”这张感性的嘴里又提出个理性问题,把王宇恒刚燃起的冲动硬生生浇灭,他扫兴之余,想你让我倒胃口,我也让你倒胃口,便说:“我们认为食物是香的,粪便是臭的,但粪便是哪来的?完全来源于食物,人体不会凭空产生粪便。就是说你吃的食物主要内容是粪便,人体只是把其中的部分能量和某些成分提取走了。但只差了这点组成,就会使人认为食物与粪便是有天壤之别的两种东西,气味更是截然相反,这就是大自然赋予人和动物一种最直观的鉴别本能,通过香与臭的错觉来认定什么能吃,有营养可吸收,什么不能吃、不用吃。”
王宇恒本是恶作剧的想法,但说着就进入了学术状态,力求将该问题讲得透彻:“但人的粪便中还有残余的能量和营养,人虽然吸收不净,视之为弃物,但某些动物还可进一步吸收,它们就会认为人的粪便是香的、可食用的,比如狗和屎壳郎。更主要的是粪便是植物的食物,被植物吸收后通过光合作用再赋予能量,又还原为人类的食物,但人从直观上是辨认不出其中的粪便成分的。”
王宇恒仍注意着迟芸的嘴,果然见其咀嚼渐渐缓慢,直至完全停顿,似乎已辨别出饼干中的可疑成分——这就是理性看破实质的效果和代价。王宇恒自赏于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只不过是他自己乐,迟芸并不乐。
陈老师对王宇恒是越来越器重,并邀请他去她家和她爱人畅谈了一回。陈老师的爱人是南开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姓李,曾在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表过多篇文章,有一定知名度。王宇恒对其肃然起敬,虚心请教。李老师目前正研究梁漱溟的新儒家思想,他说:“梁漱溟认为西方人是向外界索取,中国人是向内心索取,印度人是向来世索取。其实不仅是印度人向来世索取,信仰宗教的人大多把希望寄托于身后,西方则是在宗教改革之后,才从上帝的角度鼓励人在现世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即所谓‘为上帝积累财富’,把索取方向从来世引到现世,引到外界,这使西方在随后的几百年里迅速发展。但一味地向外界索取毕竟会带来种种问题,因为索取的资源无非是两个:他人和自然界。如果方式和程度掌握不当,就会成为掠夺,会形成种种矛盾。”
第二篇59李老师这种形散而神更散的漫谈,令王宇恒的思路连滚带爬,勉强跟上。李老师没有心思进行严密论证,所以联想多于逻辑。王宇恒总算从混乱的思路中理出一个问题,问李老师:“您说西方人向外界索取,而科学是向内心索取的产物,但西方近几百年的科学成就远超中国,而中国这几百年也没见向内心索取出什么成果。”
李老师说:“这个问题提的好。西方的科学取得成就,很大程度是源于向外界索取的需要。做为科学家本人也许不是,他们在向内心索取的过程中能得到极大满足和乐趣,但对一个国家或企业来说,要生存和扩张,就会有科研的实用需求,并提供有利的体制和环境。向内心索取做为过程和手段,哪里都有,但因动机不同,方向和结果也都会不同,我们要区分的是目的。比如火药,中国人发明后仅用在自娱自乐的鞭炮上,而西方人却用在征服他人的武器上,做为向外界索取的工具。前者的用途是喜庆,后者的用途是杀戮。
至于说中国近几百年所取得的精神成果如何评价,这个问题比较复杂。首先一个民族的整体思维是有其局限性的,在与外来文明碰撞之前很难打破这种思维惯性,总是在一条路上越走越远,在一个圈子里越挖越深,而想不到还有另一个圈子另一条路。中国古代不论在思想上还是体制上,都是重社会科学,轻自然科学,拿今天的话说就是重人文、轻理工,认为前者是治国立世之大策,后者都是雕虫小技,和现在的‘学好数理化,走遍全天下’正好相反。这并非中国人不务实,却恰恰是反映了一种实用主义思想,因为几千年前孟子就提出过‘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社会科学就是研究人的,研究如何治人的,是劳心者做的事;而科技工作者是研究物的,是劳力者,顶多是高级蓝领,在古代没有前程,科举也不考自然科学。而且前几千年人类的科学进展整体缓慢,也确实不能使一个国家的命运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不被重视也有其道理。
即使是现代社会,搞人的也总是高于搞物的——人就是最高级的物;政治家肯定统治着科学家——科学家也是人;搞艺术的也比搞科研的更容易出名,因为艺术是直接针对人的,是征服人心的。”
打击盗版,支持正版,请到逐浪网www.yibigЕ.com阅读最新内容。当前用户id:,当前用户名:
html|sitemap|shenma-sitemap|shenma-sitemap-new|sitemap50000|map|map50000
0.0031s 2.3643M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