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山云隐录 第一百四十二章 周公？

    平帝即位后，改年号为“元始”，这一举动不仅标志着新纪元的开始，更蕴含着王莽的深远意图和雄心壮志。

    元始元年，即为公元1年，成为了一个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时刻。

    此时，王莽的资历和影响力也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

    姑姑王政君的辈分在朝廷中也无与伦比。

    与七年前相比，现在的王莽终于摆脱了被动，完全掌控了朝廷大权。

    在杜绝了外戚干扰，并清洗了前朝余孽之后，王莽开始着手完善朝廷制度。

    朝廷在原有的三公制度之外，增设了四辅，形成了“四辅三公制”。

    四辅包括太傅王莽、太师孔光、太保王舜、少傅甄丰，他们作为内朝官。

    大司马也是王莽、大司徒马宫、大司空王崇这三公外朝官共同平决内外政事。

    这一制度表面上看似采取“集体决策”的方式，但实际上大权仍掌握在王莽手中。

    王莽一身兼任四辅的太傅和三公的大司马之职，内外权力均牢牢掌控在他手中。

    虽然四辅三公各司其职，但用人等大事必须由王莽亲自处理。

    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小朝廷”，这些人在王莽时期备受重用。

    这个“小朝廷”中的成员包括王莽的堂兄弟安阳侯王舜和成都侯王邑，他们被视为王莽的腹心，很多决策都会先与他们商议。

    甄邯是孔光的女婿，和甄丰兄弟主要负责“击断”，也就是负责找茬。

    平晏是前丞相平当之子，五经博士，负责王莽的机要。

    刘歆则负责文章和制礼作乐。

    孙建是王莽最忠实的将领，负责军事保卫事务。

    其他人如甄丰的儿子甄寻、刘歆的儿子刘棻。

    崔发、陈崇等资历尚浅，主要是对前面的“大佬”唯命是从，处理具体事务。

    崔发是位儒生，精通符命之学，因擅长解说符命而被王莽笼络。

    陈崇则是个胸怀谋略的文法吏，性格深刻，手段狠辣，被王莽视为得力助手。

    这个“小朝廷”实际上把控着汉廷的实权，成为王莽实现其野心的重要工具。

    王莽的权利与当年霍光相比，确实在多个方面拥有更显著的优势。

    两位虽都曾担任大司马领尚书事的高位，但王莽手上的牌无疑更为丰富和有力。

    首先，王莽的政权合法性来源于他的姑姑王政君和全民的推选，这使得他的统治基础更为广泛和稳固。

    相比之下，霍光虽然权倾朝野，但其权力来源更多是依靠个人的威望和军事力量，缺乏王莽这样的民意基础。

    其次，王莽在思想高地上拥有儒家大棒，这意味着他能够借助儒家的道德和理论来为自己的统治提供正当性辩护。

    儒家思想在当时的社会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王莽能够充分的利用这一点来巩固自己的政权，并塑造自己的良好形象。

    而霍光虽然也尊重儒家思想，但并未能像王莽那样将其作为巩固政权的工具。

    最后，王莽还有老天爷撑腰，这体现在他执政期间频繁出现的各种祥瑞现象。

    霍光虽然也有稳定的政绩，但在这一方面显然无法与王莽相提并论。

    就在平帝继位的春天的正月，一件前所未有的祥瑞事件震撼了朝廷上下。

    来自遥远之地的蛮夷部落“越裳氏”，在益州牧的引领下，千里迢迢来到长安朝贡。

    他们献上了一只白雉和两只黑雉，这些美丽的大鸟在朝廷上展翅欲飞，引得众人纷纷侧目。

    在当时人们的眼中，雉与凤凰相差无几，都是吉祥的象征。而白雉的出现更是被视为王者德泽流布四夷的预兆。

    《春秋纬·感精符》中明确记载：“王者德泽，旁流四表，则白雉见。”

    这意味着，白雉的现身预示着天下已经出现了道德高尚、恩泽广被的王者。

    那么，这位王者究竟是谁呢？

    答案似乎就隐藏在贡献雉的越裳氏身上。

    越裳氏来自东南亚的老挝、越南一带，他们的到来需要经过重重翻译才能与汉朝人进行语言沟通。

    这一事实足以说明他们的遥远和异域身份。

    而在汉朝人的文化记忆中，越裳氏上一次到中土贡献雉还是在遥远的周成王时期，那时他们是为了拜见辅佐成王的周公。

    周公作为当时的王者，其德行和功绩为后世所敬仰。

    如今，越裳氏再次带着祥瑞之鸟来到中土，无疑是在向世人宣告。

    新的王者已经诞生，他将继承周公的遗志，引领天下走向繁荣与和平。

    而这个新的王者是谁，已经不言而喻了。

    消息如春风般迅速传开，天下为之震动。

    在人们的心中，盛世终于在王莽大人的睿智治理下揭开了序幕。

    群臣们敏锐地察觉到了王莽的深意，他渴望成为周公那般的人物，以德治国，流芳百世。

    于是，群臣集体上书，诚挚地请求太皇太后赐予王莽“汉公”的封号。

    这个封号，听起来便比周公更加威武霸气。

    王莽并未直接采用“汉公”之名，而是在前面巧妙地加上了“安”字。

    这个“安”字，寓意深远，它不仅仅是对王莽功绩的肯定，更是一种对最高权威的全新诠释。

    这一称号超越了大司马这种传统的政治符号，成为新时代的象征。

    太皇太后接到群臣的上书后，便诏令尚书着手办理此事。

    然而，王莽却上书表示，自己与孔光、王舜、甄丰、甄邯共同制定了迎立今上的国策，因此希望仅让孔光等人接受论功行赏，而自己则不参与此次奖励。

    王老太后看到王莽的谦逊与退让，下诏引用《尚书》中的话：

    “不偏向，不结党，圣王之道，宽广坦荡。”

    表示王莽有安定宗庙的大功劳，不应推辞封赏。

    然而，王莽却连续六次上书坚持推让，甚至称病不上朝，以表达他的决心。

    随后，朝廷无奈之下，只得先论功赏赐了孔光等人。

    这时，王莽才肯起床，但他仍未回到朝廷上班，表示身体依然不适。

    群臣见状，再次进言：“王莽虽然克己谦让，但朝廷对应当表彰的大臣，还是应及时加以封赏，以表明我们重视元勋，不要让百官和百姓失望啊！”

    最终，王政君不得不下诏：“任命大司马、新都侯王莽赐予‘安汉公’的封号，同时增加他的采邑民户到二万八千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