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山云隐录 第八十五章 豪族与外戚

    老年方逸继续道:“在当时，统治合法性只是西汉的一方面难题。”

    “汉朝的真正大一统，是在汉武帝的雄才大略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

    但也正是汉武帝，无意间催生了社会上豪族的崛起，和外戚壮大。

    可谓是按下葫芦起了瓢

    文景之治的数十年间，大汉帝国国库充盈，钱财堆积如山。

    甚至连串钱的绳子都因长时间未动用而腐烂。

    到了汉武帝时期，帝国终于有了雄厚的资本，刘彻雄心勃勃，决心对匈奴发动战争。

    这一战，断断续续地持续了四十四年之久。

    匈奴方面自然是被打得节节败退，苦不堪言。

    然而中原人民的日子也并不好过。

    战争耗费巨大，国库里的钱财如流水般倾泻而出，很快便捉襟见肘。

    朝廷无奈，只得向百姓征收更多的税款。

    起初，一两次的增税，百姓尚能勉强承受。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税负日益沉重，许多百姓不堪重负，只好抛弃家园，成为流民。

    那些尚未成为流民的百姓，也深受其苦。

    他们纷纷放弃土地，注销户口，投奔到地方豪族的门下寻求庇护。

    这样一来，官府便再也找不到他们，也就无需再交税了。

    当时的地方豪族，主要是战国时期贵族的后代。

    他们历经数百年，盘根错节，势力庞大。

    再加上文景之治时期，社会自由度高，许多大商人趁机崛起。

    此外，还有地方的大侠、豪强，他们乐于结交四方朋友，愿意庇护那些走投无路的人。

    这些豪族在之前虽然已经存在，但势力尚未达到巅峰。

    朝廷对他们还有一定的压制力。

    然而，到了武帝时期，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朝廷掌握的户口日益减少，只好向尚未逃走的人征收更多的税款。

    这一举动无疑是在逼迫这些人也投奔豪族。

    于是，豪族麾下的人口越来越多，而朝廷掌握的人口则越来越少。

    悄然间改变了大汉帝国的命运走向，为后世的政治格局埋下了伏笔。

    秦始皇一统天下后，贵族阶层似乎已烟消云散。

    汉朝的皇帝初时颇感欣慰，以为从此可高枕无忧。

    然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新的力量——地方豪族，悄然崛起，再次成为朝廷的心腹大患。

    为了应对这一挑战，朝廷不得不依赖官僚体系来压制豪族的势力。

    然而，官僚体系的运作离不开庞大的财政支持。

    偏偏此时，由于豪族的兴起，朝廷的财政状况日益紧张，几乎到了入不敷出的地步。

    如此一来，官僚们的待遇自然大打折扣，难以维持昔日的辉煌。

    在生存的压力下，一些地方官僚开始与当地豪族勾结，共同对抗朝廷的权威。

    这一变化，无疑让汉武帝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

    为了打破这一恶性循环，汉武帝采取了一系列雷霆手段。

    他首先打压官僚的势力，把宰相的权力一分为三，也就是司马、司徒和司空，以形成彼此制衡。

    后来干脆由外戚充任三公，如卫青、霍去病等人，并赋予他们极高的权利。

    但至少这些外戚还是有极大的军功在身，官僚也不能多说什么。

    随后，霍光也被册封为大司马大将军，成为朝廷中的一股重要力量。

    同时，汉武帝频繁更换丞相人选，在位前后，共任命了十三位丞相。

    且多为唯命是从之辈，以确保自己的绝对权威不受威胁。

    此外，还提高了中朝官的地位，将决策权集中在自己手中，外朝则主要负责执行命令。

    为了进一步削弱地方豪族的势力，汉武帝发布“推恩令”等政策，通过分化瓦解的方式削弱其影响力。

    这一系列举措虽然暂时压制了官僚和豪族的势力，但却导致了外戚权力的急剧膨胀。

    大司马大将军等职位的权力逐渐超越了丞相，成为朝廷中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

    汉武帝当然是雄才大略，压得住场子。

    但他去世后，就一发不可收拾。

    外戚势力愈发强大，逐渐威胁到了皇权的稳定。

    最后更是发展到了一手遮天，废立皇帝的地步

    李子星感叹道:“权利那还真是难以平衡。”

    老年方逸继续道:

    “随后的灾异说更是将这一切推向了绝对的危险地带。”

    “汉武帝驾崩之后，汉昭帝继承了大统，西汉的朝堂与民间皆沐浴在新帝即位的曙光之中。

    然而，一日之间，皇家园林上林苑内竟发生了一桩匪夷所思的奇事:

    一株早已枯死多年的大柳树，竟奇迹般地重焕生机。

    更令人惊骇的是，树叶之上，有虫豸啃噬出了五个意味深长的字——“公孙病已立”。

    这显然是人为编造的谎言，但在那个迷信之风盛行的汉代，这一事件却如同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

    激起了层层波澜，引发了一场持久且震撼人心的动荡。

    当时，有一位深谙五经之道的儒生，依据《春秋》对此异象进行了一番解读：

    此乃上天示警的灾异，预示着刘姓汉朝的江山即将易主。

    鉴于汉朝自诩为尧帝之后，儒生遂主张汉昭帝应效仿先贤尧帝，主动退位让贤。

    将皇位禅让给据说为舜之后裔的“公孙氏”。

    这一预言，如同幽灵般在西汉的朝堂与民间悄然蔓延，引发了无尽的恐慌与猜测。

    朝廷迅速以妖言惑众的罪名，将那位儒生处以极刑，意图以此平息谣言。

    又因汉武帝好大喜功，极度压榨民力，晚年的“巫蛊之祸”更是酿成皇太子自杀、汉昭帝八岁即位的危亡局面。

    汉昭帝死后，又出现权臣霍光废掉新任统治者昌邑王，改立汉宣帝的政治动荡。

    所以，西汉统治是否具有合法性，刘氏是否受到上天眷顾，对于这些问题，人们是越来越怀疑。

    然而，世事无常，命运的轨迹似乎总爱与人玩笑。

    汉宣帝即位，而汉宣帝的原名正是刘病已，身份也恰好符合“公孙病已立”的预言。

    对于汉宣帝而言，这一预言无疑是他登基的祥瑞之兆；

    但对于汉朝的君臣百姓而言，预言的应验却如同一道沉重的枷锁，

    让他们心中充满了对“汉室必定退位”的寓言。

    而后，自汉宣帝始，汉朝的国土上灾异频发，及至汉成帝时期，情况更是每况愈下。

    汉成帝在位约二十六年间，日食竟发生了十次之多，

    加之地震、水灾、火灾、旱灾、流星、陨石、沙尘暴等天灾人祸接连不断，各种离奇古怪之事也层出不穷。

    一时间，朝野上下人心惶惶，许多人深信西汉王朝的统治已危机四伏。

    当时，有大胆的大臣直言不讳地向汉成帝进谏：

    “陛下您看，上古史书中记载的所有灾异，在您统治的时代竟悉数上演，

    这究竟是‘治世’还是‘乱世’呢？”

    此言一出，举座皆惊。

    在后世，敢于如此直言不讳的大臣恐怕早已身首异处。

    然而，汉成帝却以罕见的坦诚回应道：“这还用说吗？这当然是乱世”

    在那个时代，不仅大臣与百姓对刘家的统治合法性产生了动摇，甚至连皇帝本人也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之中。

    在种种困境与挑战面前，西汉王朝的统治合法性如同风雨中的烛火，摇曳不定，岌岌可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