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我的权臣父亲 015 永和五铢(3000)

    报捷的快船先于桓温顺江而下,由蜀地东出,每在一处码头停靠,总会有人下船高呼:

    “伐蜀大捷!安西将军、荆州刺史桓公灭其国,尽吞其地!”

    两岸军民,无不举手欢庆,奔走相告。

    桓温伐蜀功成的消息,得以迅速传遍荆、扬二地。

    而朝堂上的氛围与民间形成了鲜明对比,可谓是愁云惨淡。

    当初以桓温镇守荆州,是想要他守卫国之西门,可没想过桓温会主动出击,进攻成汉。

    此前,为桓温加督六州军事,说是六州,但其余司、益、雍、宁都是侨置,不过是在荆州分出一郡,作为名义上的一州之地,而梁州也只剩了四郡。

    如今成汉灭亡,桓温不仅坐拥益州实地,失陷的梁州四郡宛然而归,同样,此前被成汉占据的宁州十二郡,包括云南郡在内,也随之归附。

    如今桓温不仅坐拥当年蜀汉全境,更是据有荆州,比之蜀汉昭烈皇帝极盛之势,犹有过之,东晋朝廷偏安江东,又怎能不为之震恐。

    事情发展太过出人意料,满朝文武,除了刘惔,谁又能想到桓温凭着区区一万人马,竟然能够灭亡成汉。

    如今再想使绊子,拖后腿,已经晚了。

    不久,桓温的奏表送抵江东,在外诸将请功之外,桓温请移司马勋,以江夏相袁乔为梁州刺史。

    朝堂诸公哗然,共同辅政的会稽王司马昱与司徒蔡谟本欲准桓温之请,但在廷议上,尚书左丞荀蕤却谏止道:

    “桓温如今势大难制,岂可再以袁乔出镇梁州,使其如虎添翼。”

    朝廷于是拒绝桓温所请,当桓温得知消息时,恰逢他乘船出川,桓温不慌不忙,再上一表,声称将引荆、益之精兵,入朝谒见天子,面陈袁乔镇守梁州一事之迫切。

    司马昱闻讯,悲叹道:

    “何相公忠体国,却没有识人之明,不仅错看了桓温之子,将雏凤比作豚犬,更是误信桓温,为朝廷添一祸患。”

    司徒蔡谟也是徒呼奈何,以桓温今日之威势,反叛更胜苏峻、庾氏,如今他携灭国之威,逼迫朝廷,公卿们实在不敢与之抗衡,更别提台城中的孤儿寡母。

    太后褚蒜子召集重臣,无奈道:

    “不如就准了桓公之请,朝廷与西藩也能相安无事。”

    这一次,就连此前反对的荀蕤也闭上了嘴,毕竟真要是把桓温引来江东,自己必将步晁错的后尘,以平息桓温的怒火。

    随即,朝廷下诏,召梁州刺史司马勋入朝为官,以袁乔继任梁州刺史。

    司马勋纵使不愿放弃方面之任,可朝廷已有诏命,而袁乔在汉中虎视眈眈,桓温又在襄阳布置重兵,司马勋万般无奈之下,只得启程离开武当,乘船往建康而去。

    此事过后,荆、益、梁、宁、雍、司六州将佐,无不看穿了朝廷的虚实,从此只知有桓公,而不知有朝廷。

    对于伐蜀功臣们的奖赏,还需朝臣商议,不可能立即下达,但对于桓温的一些请求,还是立即答允下来,比如以桓熙为蜀郡太守,赐号定远将军,许其开府之权。

    当然,桓温逼迫朝廷,也有负面影响,便是建康朝廷从此防备西藩。

    会稽王司马昱以扬州刺史殷浩有盛名,引以为心腹,企图重用殷浩以抗衡桓温。

    桓温对此倒是不以为意,殷浩此人养望十年,确有施政的才能,但他在军事上的能力极为有限,桓温清楚殷浩成不了气候,也并未将他放在心上。

    谢道韫不理朝中纷扰,但她近来心情阴郁。

    桓熙在蜀中纳妾的消息已经传扬开来,尤其是他们父子相争,更是被人引为笑谈。

    越是才华出众的女子,越是骄傲,谢道韫并非妒妇,可未婚夫在成婚前就与父亲为了一个女子争风吃醋,还是让她感觉到面上无光。

    直到桓熙从成都寄来家书,他在信中详细解释此事的缘由,告知谢道韫,自己是如何身不由己,是父亲暗中叮嘱,非逼着自己纳妾,以安李势之心。

    而在书信末尾一诗,也让谢道韫动情。

    哪怕如今已经是夏秋交替的季节,不再是三月晚春。

    谢道韫相信桓熙的解释。

    至于所谓父子之间争风吃醋,在她想来,不过是世人诋毁之言。

    树大招风,谢道韫还记得桓熙当初说过的,不遭人嫉是庸才,以桓家父子今日的声势,又怎会不招人嫉恨。

    她将桓熙的家书小心收好,对谢泉、谢玄等人,笑道:

    “不如在庭中栽上一颗红豆树。”

    与此同时,被朝廷深深忌惮的桓温,此刻正低声下气的向司马兴男解释父子争妾的传闻。

    桓温一个劲地喊冤,声称是常璩自作主张,他自己可是坚决推辞。

    司马兴男将信将疑,她道:

    “常璩此人,我看着就心生厌恶,不可使他留在幕府,且将他送往建康为官。”


    作为桓温的参军,常璩自然是跟随他离开了蜀中。

    桓温忙不迭地答应下来,只要能够度过这一关,什么都好说。

    当天,桓温便唤来常璩,提出要上表朝廷,放他入朝为官。

    常璩作为汉臣之时,就心向晋室,如今得知能够前往自己向往的建康,欣喜不已,他一口应下,于次日乘船东出。

    见桓温放逐了常璩,司马兴男这才消了气,又记挂起了远在成都的桓熙,没少拿这事数落桓温。

    初秋时节,蜀中传来捷报,桓熙平定叛乱,益州就此安宁,桓温为之大喜,而建康诸公得知消息,如丧考妣。

    在伐蜀的始末为世人所知后,桓熙雏凤之名越发响亮。

    一个桓温就已经让公卿们头疼,而桓熙之才,只怕不下其父,一想到将来要受制于桓家父子,谁又能够笑得出来。

    而与桓家联姻的谢氏,若不是豫州刺史谢尚曾为会稽王友,是司马昱的心腹,只怕朝廷就要出手打击陈郡谢氏,分其权力。

    只是等将来谢尚亡故,将由谁来接替其职,还是会有一场风波。

    桓熙对于荆、扬纠纷置若罔闻,他在一心治理蜀地。

    入蜀之前,袁乔就向桓温指出,益州富饶,诸葛武侯以一州之地,能够抗衡中夏。

    而桓熙也曾建议桓温,取蜀中财富,用于北伐。

    但在李寿、李势父子多年的竭泽而渔之下,此时的益州,比之蜀汉末年的状况,犹有过之。

    蜀汉末年,益州疲敝,在无法增加租税的情况下,只得不断加铸小钱,面值不变,但含铜量却是一降再降。

    先主刘备在府库空虚时所铸的直百五铢,其重量从最初的8-9克,到武侯北伐期间的2-3克,而蜀汉晚期更是相继减为1.4克、1克、0.6克,直至亡国前,一枚直百五铢仅为0.4克。

    当然,这终究比不过孙权对民众敲骨吸髓的大泉一千、大泉二千、甚至是大泉五千。

    所谓大泉一千,仅一枚,虚值就高达一千枚五铢钱,但其实际价值仅为3.2枚五铢钱。

    李寿入主益州之后,由于与晋室连年交战,加之其人穷奢极欲,财政无以为继,只能效仿旧制,改铸小钱。

    这也造成了如今益州经济上的烂摊子。

    现在的益州,所流通的正是李寿在汉兴元年所铸的汉兴钱,其重仅为1克。

    虽然汉兴钱开创了年号钱的先河,但随着成汉覆灭,这种钱币自然要退出历史舞台。

    东晋的币制同样混乱不堪,早在西晋之时,朝廷就以曹魏旧钱通行,而不另铸新币。

    到了东晋,依旧没有统一的币制,各地大行私铸之风,其中尤以王敦麾下参军沈充所铸的沈郎钱最为知名。

    但地方私铸货币,标准不一,难免出现以次充好的现象。

    如今桓熙治蜀,自然打算另铸新币。

    他召集匠人,在成都城外修建造铸币厂,铸造五铢钱。

    永和三年(公元347年),九月十四,第一批新钱出炉,桓熙与定西幕府长史郗超一同前往铸币厂视察。

    铸币小吏为桓熙奉上一千枚新钱,虽然此前已经称过了重量,但他还是提心吊胆。

    桓熙有言在先,每一千文,需重四斤二两,若是出了差错,便要将他治罪。

    “府君,这里正是新出炉的一千枚新钱,还请府君细数。”

    桓熙闻言颔首,当即让随他前来的小吏上前清点,不久,小吏回禀道:

    “府君,正是千枚,不多不少。”

    “称重吧。”

    桓熙吩咐道。

    小吏应诺一声,当即为新钱称重,郗超凑上前去察看,回头笑道:

    “主公,确实是四斤二两,分毫不差。”

    铸币小吏不禁松了口气,桓熙夸赞道:

    “你做得很好,我不会吝惜赏赐。”

    小吏大喜,连忙谢恩。

    桓熙摸出其中一枚,钱上刻着永和二字,永和既是当今天子的年号,也是新币的名字,即为永和五铢。

    自桓熙验收过后,城外的铸币厂日夜赶工。

    当永和五铢被大量生产之后,桓熙终于颁布政令,废除成汉旧币汉兴钱,在蜀地专以永和五铢通行。

    同时在各县开设兑换处,供民众以旧币的实际价值兑取新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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