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走在晚清的乱世理工男 第六百四十九章 整活

    蒋梦麟说：“大家伙针对的是日本人，根本不想把蔡校长气走。”

    辜鸿铭说：“我相信蔡校长肯定会回来，他要是不回来，老夫也走！”

    虽然蔡元培属于新文化运动的一份子，但辜鸿铭一直挺佩服蔡元培。首先当然因为蔡元培是正儿八经的进士出身，再者此前蔡元培替辜鸿铭说过话。

    所以在几个月前林纾与蔡元培的“蔡林大战”中，辜鸿铭选择站在了蔡元培一边。

    而在更早时候，他还为自己被视为孔孟罪人深感不服，说自己实为孔孟旧学之功臣。

    辜鸿铭写了篇奇怪的文支持蔡元培：“在这国学岌岌可危之际，蔡氏表面上支持新派刊物，实际上用心良苦，是不得已出此倒行逆施，以毒攻毒之法”

    他显然会错了意，但蔡元培看破不说破，就这么着了。

    蒋梦麟又说：“日本人真是可恶，一切的一切，包括校长被逼走，他们才是祸首！”

    李谕说：“还好现在大家渐渐能意识到日本人的本来面目。”

    辜鸿铭也冷哼道：“日本人向来是知小礼而无大义，拘小节而无大德；重末节而轻廉耻，愄威而不怀德；强必寇盗，弱必卑伏。看起来恭恭敬敬，似乎很有脸，实际上心中无大义；寡廉鲜耻，欺软怕硬。”

    李谕笑道：“这句话貌似出自宋朝的《资治通鉴》，这么多年，小鬼子一点没变。”

    ——

    在连续几封电报催促后，蔡元培终究还是回来了。

    几人随即在饭庄欢迎蔡校长归来。

    胡适说：“这几天学生因为您的出走，闹得更凶了。他们觉得是北洋政府逼走了您，差点去总统府示威。”

    蔡元培说：“我就是担心他们出事，才重新北上。”

    “现在学校好不容易走上正轨，全靠着校长哪！”蒋梦麟说。

    蔡元培转而问道：“对了，杜威教授呢？”

    胡适说：“他要去浙江做几场演讲。”

    “浙江？我刚去了趟杭州，那里的高等学府全都停办了。”蔡元培说。

    李谕说：“他是被陶行知邀请过去的，要讲几场关于平民教育的内容。”

    “平民教育嘛，这可比大学难做得多，还难有名声。”蔡元培感慨道。

    李谕说：“总不能只有精英教育，那样永远也完成不了工业转变。”

    “这个说法妙极！”辜鸿铭接上话，“前段时间胡适之还写了篇文章，说中国十人有九人不识字，正是我们应该感谢上帝的事。要是四万万人都能读书识字，那还了得？要是北京的苦力、马夫、车夫、剃头匠、小伙计都认得字，都要像北京大学学生那样去干预朝政，还成个什么世界？”

    胡适说：“辜老又拿这事揶揄我。”

    辜鸿铭年纪挺大，但嘴上一点不饶人，也不让着胡适这个晚辈：“是你先拿辫子一事攻击老夫的。”

    蔡元培早就习惯他们两个的争吵，打断他们说：“我路过徐州时，听说辜教授给张勋送了一副寿联，‘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

    “没错，”辜鸿铭说，“蔡校长，你先别说，我倒想问问胡适之教授能不能明白其中意思。”

    胡适见他又针对自己，想了想说：“好像是宋代文豪苏轼送给好友的诗句。意思是希望朋友不要悲观，珍惜余下的岁月。”

    辜鸿铭说：“这只是字面意思，还另有深意，你能否看出？”

    胡适说：“‘傲霜枝’自然是你们二位的辫子，‘擎雨盖’我悟不出来。”

    辜鸿铭得意道：“那是清朝的大帽子！”

    这次辜鸿铭占了上风。

    “佩服佩服！”胡适随便夸了两句，赶紧调转话题，对蔡元培说，“最近几位学生办的杂志《新潮》发行不错，我们还向上海大同大学的中国科学社约了稿。”

    蔡元培支持说：“李谕先生领导的科学社非常有先进性，现在写科普文章最好的就是他们。”

    胡适说：“我们也全部采用了白话文和新式标点”

    辜鸿铭又打断了胡适：“又是白话文、新式标点！按照白话文，你都不该叫胡适之，应该叫往哪走。还有，今天我当着你的面，必须为文言文说一句好话，如果家里来电报，说你父亲死了，叫你赶快回家奔丧，白话文多啰唆；如换成文言文，只需四个字，‘父亡速归’。”

    胡适立马反驳：“如今印刷技术兴盛，再惜墨如金已经没有必要，让更多人看懂才最急迫。”

    辜鸿铭继续冷嘲热讽：“白话文艺术含量太低，你写的那首新诗叫什么来着，黄蝴蝶对吧？嘿嘿，写得真是好！以后干脆就尊称你为‘黄蝴蝶’了。”

    胡适新诗水平确实不咋地，被说得脸色有些发红。

    蔡元培适时地制止两人的争吵：“行了行了！过不了几天，有两位英国的学者会抵达京城，一位是哲学家与数学家罗素先生，他是应当初与李谕的承诺而来。另一位是文学家毛姆先生。”

    辜鸿铭说：“正好一文一理。”

    这两位知名度都不低，算是比历史上早来一年。罗素介绍好几次了，毛姆就是写了《月亮与六便士》的作家。

    蔡元培说：“他们会访问北大，诸位到时一起迎接。”

    胡适答应说：“没有问题。”

    辜鸿铭却突然问道：“他们会说中文吗？”

    李谕说：“肯定不会，罗素先生倒是想学中文。”

    辜鸿铭说：“那么胡适之教授可以不去了。”

    “为什么不让我去？”胡适问。

    辜鸿铭笑道：“你的英文实在不地道，对方又正好是英国人。”

    胡适说：“我留学七年，英文怎么就不地道了？”

    辜鸿铭说：“留学七年？哈哈，那你学会的全是英国下等人的发音。”

    李谕看着有点好笑，两人在新文化运动中这种争论还有很多，互不相让。

    蔡元培起身说：“差不多了，咱们赶紧回学校，落下这么多课，大家要抓点紧。”

    ——

    几天后，罗素和毛姆抵达京城，他们已经在上海、杭州、苏州、长沙转了一大圈。

    罗素此前因为反战被关了半年，出狱后精气神还不错。

    简短寒暄过后，罗素环顾四周说：“非常漂亮的校园，我喜欢这样的传统建筑。”

    蔡元培说：“这里曾经是一座公主府。”

    “原来是这样，美极了！”罗素说，“最近在中国的路程，让我更加深入了解了这个古老的国度，中国人的性格与精神也让我十分喜欢，记得游览西湖时，几名轿夫抬着我在崎岖的山路中穿行，虽然辛苦，他们却有说有笑似乎没有忧愁。”

    李谕说：“那不见得是好事，如今中国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要去除的就是这种习惯于人吃人的性格。”

    罗素吸了口烟斗：“你说的有点哲理。”

    后来迅哥也对这件事深深不以为然：“罗素在西湖见轿夫含笑，便赞美中国人，则也许有别的意思罢。”

    随后，罗素就在北大做了名为“哲学问题”的讲座。

    他一共讲了五场，包括“心之分析”“物之分析”“数理逻辑”“社会结构学”等。

    但可能是因为演讲内容太专业化和技术化，罗素的演讲并没有像杜威一样引起太大反响。以致许多学术界人士都觉得，罗素的思想并未被中国新知识分子所接受，也未对中国产生深远影响。

    甚至还因为他的一些观点引起了一些争议。比如罗素对中国未来的一些建议，他觉得有两件事必须挑明：第一，将西方文化全盘照搬到中国并不合适；第二，中国以往的文化也不适合于当时的需要，应当进行彻底改造。

    罗素希望中国人既不要盲从西方文明，也不要原封不动地沿袭中国固有传统。他相信将来中国一定能像过去一样，对世界文明作出特殊的贡献。

    这些观点其实挺中肯客观的，也比较符合中庸的思想。

    不过《申报》刊载罗素的演讲时，用的副标题是“罗博士言中国宜保存固有国粹”。

    报道后不久，此文便招致一些知识分子的诘难。比如周作人在《晨报》上发表了《罗素与国粹》一文，直接点名批评罗素的观点，他认为罗素劝中国人要保存国粹，这是很要不得的，因为中国传统的坏处远比好处多，中国人又特别容易自大。

    当然了，支持罗素的也不在少数，很多人都发文说保存国粹与改造社会并不矛盾，中国人不仅应该保存本国国粹，还应保存他国国粹，这一道理也适用于其他的国家。

    也算罗素间接参与到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争论之中。

    可惜罗素没能在中国待很久，他去河北育德中学演讲时，为了保持绅士风度，没穿外套，意外染上了风寒。更倒霉的是风寒转成肺炎，被折磨了三个多月才好。

    期间他拒绝任何报人的采访，一家对此很不满意的日本报刊谎登罗素已去世的消息。后来经过交涉，他们仍不愿收回此消息。

    病情好后，随罗素而来的情人布莱克又怀了身孕，两人只能返回英国。

    在回国路上，罗素取道日本，那家日本报社又设法采访他。

    作为报复，罗素让秘书给记者分发印好的字条，纸上写着：“由于罗素先生已死，他无法接受采访。”

    老哥挺会整活的。

    另一位毛姆先生，则主要是和辜鸿铭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对话。

    毛姆由于没去北大参加演讲，便下榻在了北京饭店。他刚在英国读了《中国人的精神》，对辜鸿铭这个人很感兴趣，于是派了一个随从拿着请帖到辜鸿铭家，说希望请辜鸿铭去聊聊。

    结果连续好几天，毛姆都没有收到消息。

    意识到自己怠慢辜鸿铭了，毛姆立马亲自登门造访。

    辜鸿铭虽然和新文化运动者比较不对付，但他是真的热爱中国文化，也很自负，对毛姆说：“先生想来见我，真是荣幸之至。因为贵国人只同苦力和买办打交道，他们大概以为所有的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所以你们以为只需招招手，我们就得过来。”

    毛姆只得向他道了歉。

    而在提到西方文化时，毛姆认为西方的文化影响了全世界，欧洲创造了辉煌的文化，至今还在指导着世界。

    辜鸿铭却不赞成毛姆的说法：“西方的休谟和柏克莱，根本无法与我们的孔子相提并论。当西方穴居毛饮的时候，我们已是进化的人类了。”

    毛姆显然也不赞同辜鸿铭的见解，于是问：“为什么上百年来，是你们黄种人遭到白种人的轻蔑？”

    辜鸿铭立马来气：“因为你们白种人发明了大炮和机关枪！这不叫以德服人、以文化服人，而是恃强凌弱，与野人没什么不同。”

    毛姆接着说：“如今身在贵国的杜威哪，他坚持的实用主义不就受到了你们的欢迎。”

    辜鸿铭却说：“杜威的实用主义，是那些相信不可信的东西者的最后避难所。”

    毛姆又问了个比较犀利的问题：“我听说现在贵国正在进行一场新文化运动，最鲜明的口号就是民主与科学，这总归是西方的文化吧？”

    辜鸿铭立刻回道：“新文化运动是那些新从外国大学回来的人，用亵渎的手，把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破坏无遗的运动。”

    他顿了顿，接着说：“还有一同来的罗素，他就是用世界上最庄严的词句把青年教唆成流氓的家伙。至于那个新出来的苏俄的主义么，我还没研究过。记得马克思说过它是个幽灵，让整个世界都不得安宁的幽灵。”

    “精辟，实在精辟！”毛姆已经意识到自己辩论不过辜鸿铭，就算理有点弯，但他脑子转得太快，于是毛姆转到最后一个他比较感兴趣的地方，“来到中国，让我最惊讶的是原来中国人并不留辫子了，与以前在报纸上看到的截然不同。但现在辜先生却留着一头银色的辫子。”

    辜鸿铭略显骄傲地抓过自己的辫子，说道：“这是一个标记，证明我是一个时代的代表。”

    也是个一直整活不断的老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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