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小吏 第37章 社团的收入和支出，看着吓人啊！？

    如今，万永社与两个月前相比，有了不少改变。

    残破的木墙已被砖墙取代，有三丈高；四周角楼已不再是歪歪斜斜的了；前院更是换了一扇厚实的木门。

    虽然还是两进两出的院子，可前院和后院又靠墙新修了四列厢房。

    至于正堂也已经已翻修过，不只面貌焕然一新，门户都结实了许多。

    虽然不敢说固若金汤，也不能和右闾豪猾的宅院相比，但在闾左这些低矮的宅院里，仍然显得鹤立鸡群。

    改建之后，此处不再像一个私社院子，反而更像一级有板有眼的官衙。

    前院两侧的厢房是马厩、伙房和仓廪，还有专门供社中子弟值守的寝房。

    社中现在一日管三顿的饭食，肉菜管够，只要是社中子弟都可以同吃。

    这并不是在收买人心，而是为了让社中子弟的身形更加强壮。

    效果也显而易见的，短短两个月时间，社中的年轻子弟都壮实了不少，精力也比原先要充沛许多。

    至于后院，正房改成了钱库，存放两个月里征缴到的市租；两侧的厢房一边是账房，一边是刑房。

    如今，万永社家大业大，每天不分昼夜都会有二三十人值守。

    屋外屋内，廊下院外，楼上楼下，都安排了机敏能干的子弟。

    总之，用兵强马状来形容如今的万永社，那是一点都不过分。

    ……

    辰时，在一众子弟的簇拥之下，樊千秋冒着风雨来到了正堂。

    堂中的十个人已经等候多时了，他们站成两列，分别站在左右。

    和寻常的巡街卒一样，他们的手臂上也都带着不同颜色的袖箍。

    樊千秋不仅对万永社的宅院进行了改造，对其架构也进行了改制。

    目的是提高万永社的组织度，从而提高其效率和战力。

    首先，从层级上来说，万永社从上到下分为四层。

    第一层是社令，总掌全社。

    第二层是掌“文事”的社丞和掌“武事”的社尉。

    第三层是掌管一摊子具体事宜的“六房四市”们。

    六房是：掌度支的钱房，掌考评文书的书房，掌扫盲的学房，掌庶务的伙房，掌武斗的武房，掌监察的刑房。

    前四房由社丞管辖，武房由社尉管辖，刑房由社令直辖。

    四市则分别掌管四個里的市租征收之事，四市之下自然还会再往下分工。

    六房四市的十个头目就是万永社的中层和骨干，放在社中来说，他们权利很大。

    如今，贺忠仍然是名义上的社令，但是已经不怎么过问社中之事了，所以六房四市都由樊千秋直管。

    第四层则是社中的寻常子弟了，又按照入社时间长短和功劳大小，分为初卒、中卒和最卒。

    若是按照职能来分，又可以分为书卒、算卒、打卒和杂卒等，而打卒又分步卒和弓卒。

    如此划分下来，整个万永社的效率比原来高了很多。

    社中已经有子弟二百人了，为了方便社内子弟相互辨别身份，不同层级的子弟要佩戴不同颜色的袖箍。

    用颜色来区分层级和身份，这个灵感来源于后世血汗工厂的厂牌颜色。

    社令、社丞、社尉的袖箍为紫色，六房四市的袖箍为青色，寻常子弟的袖箍为赤色。

    等级分明，一目了然。

    虽然这套体系仍然有不少的纰漏和不足，但其带来的组织度在长安私社中无人可及。

    而这也是万永社能够顺利征收到市租的一个原因。

    ……

    站在堂中的这十个人正是万永社的“六房四市”，因此他们都带着青色的袖箍。

    樊千秋在正堂的上首位落座之后，这些头目才在各自榻上坐了下来。

    “李不敬，上个月共收到市租几何，先报上来。”樊千秋向钱房李不敬询问道。

    这个李不敬也是市籍出身，曾在东市有家粮肆，为人本份，却被人诬告破产，两个月前被樊千秋招入了社中。

    “上个月，每日约有行商八百在乡中社肆，这设肆市租共收到了34万5千钱。”

    平均算下来，每肆每日只交不到15多钱，看来大部分行商所做的营生规模都不大。

    “全乡所成交的货物约值1500万，征得的交易市租约45万钱，两项合为约79万5千钱。”

    一日成交货物的价值为50万，平均到八百个行商头上，就是600多钱，果然多数是小行商。

    樊千秋在心中横向纵向地比对着这些数字，确定没有太大出入之后，终于满意地点了点头。

    九月的时候，收到的市租合计约为50万钱，十月一下子多了六成，看来万永社运转得更流畅了。

    樊千秋对这个数字有心理准备，所以并不觉得突兀，但堂中的“六房四市”却都听得目瞪口呆。

    他们中的一些人是社中的元老，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月能收到那么市租的，甚至一年都收不到啊。

    离年关还有两个月，行商往后会更多，那之后的一个月岂不是可征到百万钱？

    这个数字，光是想一想就令人惊叹，他们看向樊千秋的目光更多了一些钦佩。

    樊千秋被这个数字冲昏头脑，他知道，市租收得多了，但人力成本也增加了。

    “那你再说说上月的支出。”

    “社令领月钱5000，社丞兼社尉领月钱3000，六房四市领月钱2500，合3万3千钱。”

    “六十个最卒领月钱1500，六十个中卒领月钱1200，八十个初卒领月钱1000，合24万2千钱。”

    “社中庶务支出12000钱，翻修宅院支出50000钱，抚养乡里孤老支出20000钱，合8万2千钱。”

    “乡长私费4000，乡三老和孝悌力田私费各3000钱，里长私费各2500钱，亭长私费4000钱……”

    李不敬把“乡里亭”头面人物的名字都念了一遍，足足十几人之多，最后给出了数字：“合5万钱。”

    “各项支出总计约42万钱，剩37万5千钱。”

    37万5千钱，只看数字的话，已经远远超过樊千秋的目标了，但他也看清楚了一个问题。

    征市租的成本实在是不低啊，难怪一个政权的征税能力，代表这政权对社会的控制能力。

    钱确实收得多，但谁会嫌钱烫手呢？有些钱得砍一砍，比如说最后那笔私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