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贼王之双性恋女王 后记:我在北大的写作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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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7月26日星期一，在北大的三教，晚上7点46分，这篇历时两年半总计77万5千余字的小说终于写完了。饱经沧桑，酸甜苦辣都在里面，读过这后记，你会更了解我和这部作品。人都说，写后记的时候是最解气的时候，这篇后记短不了，因为我吃了一肚子的“苦”，所以我有一肚子话要说。

    小说从2007年12月开始策划，起初想的只是要写一篇类似于海贼笑话集的几个系列短剧，那时已经完成了五个，打算再凑几个故事就准备发表。最初的定名是《海贼校园恶搞剧》。后来不知放了多久，仔细看了看，发现这五个小故事完全可以串联成一个更具连续性的大故事，所以索性把它连成了小说，也就是最早的《海贼在校园（第一季）》。

    起初的想法很简单，因为出于对中国纯文学市场的绝望，对中国读者品味的不信任，当时为了迎合市场，同时也带着一种对中国网络小说读者的讽刺心态，可谓目的不纯地写了第一季。第一季的宗旨就是将几个《今天的五年二班》式的半黄小调的短小恶搞剧不断串联——一个半黄恶搞剧接着又一个半黄恶搞剧这样一路暧昧地写下来，我一心认为中国读者都是色情的、暴力的，大家一定会喜欢这样的东西，所以整天按照《五年二班》那样的模式构想了许多那样的故事——可以让人笑得大喷，勾得人胃袋发痒、邪恶同人气味很浓郁的男女琐事。

    后来有网友向我质疑（好像是群里的“年糕”），说我的小说很空，感觉没有主干，逗是逗，却少了精神物质。写到第二季后期，我也发现了，于是开始质疑自己，感觉自己有些自暴自弃似的一点不在乎自我存在的意义或者营养含量之类，这算是对自己的侮辱吧，虽然之前就一直在注意加入一些讽刺社会的元素，但心里仍没有我要的充实感。

    值得回忆的并让我印象深刻的是第二季的人气危机。当时那种过低的关注率一直持续着，因为我不像其他贴吧作者那样会自己注册好几十个马甲自己顶自己直到有人喜欢，可悲又虚荣嘛，所以每次的更新和上一次更新之间，仅有二到三条回复，有时甚至一条没有，第一天更新的，直到第五天也没人理睬，然后再一次的更新就紧连到上一次更新的下面了。这种低人气足以破坏一个作者继续写的热情。太多的人如此放弃了，让作品“太监”了。但我凭着自尊坚持下来，带着总有一天要让人不得不认可自己的心态暴力地逼着自己忍耐下来。每天不看回复，也不管是否有回复，拿着笔写完了就往上更，闭着眼睛努力，我想，到了一定时日，总会有人认同我吧。

    与此同时我也在考虑自己的写法和方向，毕竟一切还未定型。从反思中看，第二季已经很黄了，而点击量却一直下降，这让我不得不重新审视读者水准，也要反省当时想法简单的自己。记得那时有人和我说过一句话：其实你的文笔很好的，不用写那种黄的也照样有人看。这句话让我有些警醒，让我开始有些意识到：其实我真正的内心并不是不信任国内读者的品味，而是不信任自己吧。

    故此，在第三季开始的时候，便就着第二季末，山治和罗宾在咖啡店发生暧昧关系的那刻起开始真正去编排剧情。

    到了第三季真正开始设计剧情的时候，我希望把它尽量大师化，把自己的水准长期维持在自己顶端的极限，将状态尽量地尽量地维持在自己的顶级，只要有一天我适应了自己的顶级，就等于我过去的“顶级”已经成为了我现在的“一般”，我切切实实变强了，如果再认真一些，聚集更多的精力，我势必会产生新的“顶级”。

    海吧里有一些人曾注意到，我由第一季开始便学着用尾田的手法去镶镀轮廓，所有的情节都尽量使用“环套环”式的手法，在剧情中通过大肆掩埋伏笔来建造结构、触动剧情、制造剧情。第四季后半段之前，因为我从未修习过文学，没上过一节正规文学系的课程，所有的文字和剧情安排都是“自己看着来”。文学是我的理想，这条理想路中我有两个“自修老师”，一个是《海贼王》原作者尾田荣一郎先生，一个是我当今最喜欢的小说家村上春树先生。把两个人都称为老师我觉得更为得当。我从他们身上学习我认为好的，一概丢舍我认为不好的。我从尾田老师的作品里学习写作中的结构、剧情的安排、事件与事件中的剧情逻辑关联和人物间事物间的因果关系。从村上老师的作品中学习他的文笔，讲述口气，和文字中循循善诱出来的性格气场。拜村上所赐，我写作的感受器更为敏感了，同时也染上些许的“对生活情趣之美的追求”，甚至几分小资情调。看村上老师的书大概是从第二季开始的，看的是国人所谓的“万恶的《挪威的森林》”，看了那小说后似乎有些扭曲了我对国内小说性描写尺度的把握，总认为“写成那样都没事，我这个也应当……”

    第三季开始我将精力转向大量的框架构筑上，事先想好了几个高潮性的自认为宏大的大事件，然后中间设计好如何将其自然串联的“桥”作用的支线故事，把线索放在事件对人物性格的逐渐影响上，等到自我感觉相关的人物性格到达一定的情绪积累，便开始触动大事件的剧情发展。我之前想了很多震撼的故事，随后挑了其中最适合角色性格的三个分配给最重要的三女王的高潮部分。剩余的灵感则分给支线，那些剧情对人物性格的变化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其中值得说一句的是，除了罗宾、娜美和汉库克的最终剧情，前面的达斯琪的“岩浆岛”也是我心目中与那三大女王并列的同级别剧情。其他的剧情可谓顺流而出，岩浆岛的故事则是细心想过一阵的。工作的时候，回家的路上，都想过。汉库克的最终剧情则是在出版社工作时——那天去大栅栏同仁堂里的书店代班时想出来的。印象深刻的是，那里的工作人员都要穿着药铺里颇具特色的白大褂，我不愿穿那种东西，一来我不是医生二来不是卖药的，我不过是个因为这里的员工休年假，被总经理派来这里代班的售书员而已。说是售书员，其实我的主要工作只是看着这里的顾客别让他们偷书而已，职位作用上把我称为保安也不为过。穿着白大褂的保安。在那里既不能坐着也不能看书，整整一天无所事事，所以也是被逼的，那天我也只好想一天各种各样的剧情。

    第三季完稿的初稿总计12万多字。其间的大部分文字都是中午时在出版社办公地点后面半站地远的人定湖公园中完成的。那公园的后半段有一小片模仿古罗马建筑设计的带有文艺复兴遗风的大理石建筑。白色石柱和白色的石头长椅组成了一个环状的类似于希腊帕特农神庙的露天走廊。我每天都到那里，一来那安静，二来头顶的石架子上盘了相当葱茏的青藤，有十分浓厚的阴影为我遮蔽日光，于是我就靠在石柱子上，两腿搭上长椅，好像靠在天然的帆布折椅上那样写了一页又一页。我起初买那种装订线是一排黑色塑料环的单线本，那个本子不禁写，我很快就写满了三本子。本子从正面往后翻是小说，从背面往前翻写的是平日积累的灵感句子、故事或是海贼校园此后的剧情。这种零散的本子让我在日后查找一些要用的东西时非常不方便，后来就换成稍微高级些的很厚、装订设计都很讲究的单线本。现在这个皮面的本子已经陪了我2年，上面有20余万字，但仍未用完。我有一个习惯，白天写完小说，晚上就把它们打到电脑里，每打完一页，就在那一页上从底到顶打上一个通透天地的大勾。我所有的字、标志和图画都是用自动铅笔写的。撰写小说的故事时，我总喜欢先设定场景，一些关键的场景我会将它们画在a4打印纸上，然后折四折夹在我的皮面本子里，写到相应的场景时，时常拿出来参考。这些场景均为平面俯视图，其中有高三（1）教室的座位排序；娜美家的卧室；罗宾的咖啡店（包括院子、正门、营业厅及屋内各个房间的家居摆设等）；汉库克的家（包括汉库克和两个妹妹的房间，唐式大厅的家居摆设，浴室和洗手间的位置等等）；卡立法的卧室；索龙的山坡小木屋，这些都是画过草图的。到后来这些草图的a4纸已经破旧得不成样子，铅粉被磨出模糊的印迹，折页的地方也有少量撕损。那时觉得距这部小说的完结还茫茫无际，不知自己还要写多长时间的同人，对自己的写作非常迷茫。

    在出版社干活儿时中午的休息时间很长，从11点半到一点半，早走些，回来晚些都可以，无需打卡，时间自由控制，只要别太过分就可以。很多次沉到写作黑洞中再次返回现实后，看手机的时间已经过了两点，于是心头一冷，赶紧拎着我的小帆布包往回跑。

    那个灰色的帆布单肩挎包同那个皮面的本子一样陪我过了好一阵子这种生活，包不大，刚刚好可以放进一本高中生用的那种英语书。里面通常放着一个写作用的本子，一个宇宙蓝的帆布笔袋，和一本纯文学的小说。中午11点20左右一下班就着了魔似的往那公园跑，其他的同事通常订餐，让新疆的十一二岁的小孩把盖饭手抓饭拉条子什么的送到办公室来，中年大叔们围着电脑看其中一人在搜狐游戏上打“斗地主”，一堆人出谋划策。中年大妈和年轻的小姑娘总是聚在一起拿扑克打升级。那个时候我正在去公园的半路上，在一家熟食店的大婶那里要上五个白菜肉的馅饼、或者炒饼、或者煎饼，在一街口的饮料摊买一元一瓶的矿泉水。两家店的人都认识我了，每次去都知道我要买什么。有时候被同龄的一个男同事看到我手里拎的装馅饼的塑料袋便问我：你就吃这个呀？我说，这个怎么了，这个很好吃呀。因为这样我也把工资节省下来不少，有一阵存款多的都不知道该怎么花，买了好多威士忌和手办，结果还是留下不少。

    另外值得回忆的是，那同龄的同事在上班时间、我窝在办公桌前偷偷修改本子上的小说时他总会跑来抢我本子乱翻，他也并非为了看上面的文字，只是看看我一天写了多少，看完便指着那些没有打上勾的几页说：这都是今天写的？还没上传呢？或者偶尔问我：什么时候出版啊？我总回答他说，黄色小说，国家不准出版。

    我有钱的日子过到了09年年底，12月我找到了新工作，从工薪微薄的国企转到了剥削阶级的私企。我在那个出版社做业务员打开了我内敛的性格，让我有了处事不乱的清冷稳重的气质和流畅的谈吐，加上长期修习文学，进到那个以20至25岁的员工组成的年轻团队中去的时候让我倍感优越。我在那里做学术视频的编导，这次和我上一个所做的不擅长的业务员不同，编导可以任由我发挥想象力，感觉像撞到我“枪口”上，我格外拿手。我来的时候领导就很器重我，领导也年轻，一个25、一个26，都是大姑娘。她们看了我面试时做的稿子后就迫不及待要签下我。她们把我分在公司最好的小组里，我起初不知道还有什么小组之分，以为就是那一排的桌子有空位才给我弄到那的，后来组长的后期（那后期是公司最漂亮的女孩，能力是公司第二，实力仅次于那个小领导）偷偷告诉我，这坐在办公室最靠里的一排是公司里做得最好的员工，当时安排你坐在那里的时候我们都傻了，都觉得莫名其妙，怎么会让一个新来的实习员工坐在这里呢。后来他们看了我做的片子，也都明白了。之后在我开始新工作的第三周，领导把我找去办公室谈话，说现在的给我做后期的那男孩能力不成，感觉满足不了你（她当时确实是这么说的，我雷了一下，知道他指的是那家伙的能力实现不了我的想法），给你换一个好点的后期吧。我的新后期就是那个公司里最漂亮的女孩，她们把组长的后期分给了我，把那个“满足不了”我的男孩安排给了那个组长。等于给我们换后期了。骄傲感油然而生。不过从那之后，那个组长就好像吃了枪药似的从未给过我好脸色看。我都可以理解，因为是女人嘛。

    如果我在那个公司坚持干下去，势必会非常有成就，但那个公司的工作量已经侵犯到我的个人时间，也就是我写小说的时间，另外也有很多那公司本身的缘故，具体情况可以参考我的中篇小说《柏拉图的天堂路》，里面描写馨辞职的那个公司就是这个的真实情况。我百般考虑，不顾家人的反对，偷着把它辞掉了。此后，我白天装作去上班，实际却是拿着笔记本到北大去写作了。那个时候正值3月初，北京上空冒着小雪，心里憔悴不安、只身一人，不能让家人知道，和朋友们又不敢多说，这种事一般人或许会同恋人讲，在寒冷的城市里摄取些许慰藉，可惜我二十几年一直与爱无缘，很多事自己扛不住，就只好受伤了。当时小说写到第四季，卡立法正推理罗宾桌椅被划的案件。这部小说也险些因为工作在这里夭折。如果我当时没有辞职，把精力投放到工作上，这小说就真折了。即便接着写下去，以那种成天累怏怏的精神状态也好不到哪去，说不定狗屁不通，自己一生气就全删了。

    此后到了北大写作进修的阶段。我敢做出辞职的选择，也基于有上万元存款做我的生活支撑，因为没有经济来源，我的这些钱款就好像疾走的生命时间那样只会消耗而不会再有增添，所以我对每一分钱的使用都非常珍惜，希望这种自由的写作时间能尽量维持得长久一些。

    最早来到北大的时候还没有买笔记本电脑，每天到北大，最初是上午或下午听半天课，其余时间在二教找个没人的空教室用咖啡色的皮面本子写作。印象最深一次是一天写了十多页纸，将近一万字左右，握着那杆之前在淘宝花了60多元拍下来的百年橡木的自动铅笔，足足写了一天，中途我所在的教室因为他们要上课，我被迫换了3次教室，最后一间是在二教206，当时还是3月初，外面已经完全黑透了，空气里装着干冷的风。白莹莹的日光灯和窗外的夜色衬托出一种高考那年在唯有一盏台灯的木桌上伏案夜读的气氛。教室里很静，整个房间就好像是沉到海底的潜水艇内舱似的，每个人稍稍有大一点的轻咳、铅笔尖断掉的声音、膝盖稍稍碰到桌子使桌腿微微移动的声音都好像带着回声一样被一层层放大了。我就是在那种环境里，从早上9点抵达教室，一直写到晚上七点半收拾书包回去。回去的路上拇指和食指间的肌肉还在隐隐作痛，上面有个红红的笔杆压迫的印子。

    后来过了半个月左右，我买了笔记本电脑，这笔支出使我的存款元气大伤，往后的花销我更是小心翼翼，什么都不敢买，中午只敢吃四块五一桶的泡面（再往后便果断换成了三块五一桶的）和两元一个的面包。

    有本后，我听课的时候越来越少了，从那些做旁听生的日子中我似乎察觉出什么：那些老师、教授什么的名气固然不小，可每节课的营养浓度却都不高，对一个有一定基础再想深入进修的人来说，他会认为需要做笔记的东西很少。故此我拿出更多的时间放在实质性的写作和读书上。每天在二教找空教室总会花费很多时间，这里上课的人总是特别多，有一次进到一个正在上课的学生很少的教室里，想着起码有地方坐坐，只要不影响他们应当不要紧，也能顺便听听他们的课程，可谁想刚进去就被侧坐在第一排、面朝学生们的老师轰出去了。他说，同学，我们这上课呢。我下意识说了句，哦，对不起。然后那些零零散散的学生开始笑我，我思忖片刻，他们笑的大概是针对这件事的匆忙和老师略显无情的口调。如果我是百分百的文痞，我势必会当众对他们吼上一句“你们笑妈逼啊”。

    某日，因为周四有节在文史楼的叙述学，我便出了唯一熟悉的二教，去找这个文史楼。我漫无目的地在校园主路上走，碰到一带着女朋友、推着自行车的男生，便向他问了路，他说，文史楼就是那一排楼的其中一栋，他指着其中一栋说，就是这栋楼的前面那栋。他很热情，我赶忙道谢，旋即背着我红色的运动单肩包朝那楼走去。那男生和我同向行走，他在主路的另一侧，我走到那栋楼的路口准备转过去时，他又隔着马路叫我，说不对不对，刚才说错了，是再往前一栋。我再次道谢走到前面的教学楼。他身旁的女孩在轻轻捶他肩膀，她嘴唇在动，但不知道在说什么。意思好像在说他：你真笨。看到这副情景，再看看寒冬里形只影单、前途未卜的自己，心里有一抹说不清的凄凉。

    文史楼3层几乎都是语音教室，一层和二层的楼道两侧的两排教室都很小，从门窗里看去，有些违反中国教室的常规：那像个小会议室，或者一个小茶会、小读书会什么的。教室只有寝室那么大，里面摆着两张暗红色的小长桌，桌旁围坐着一圈人，老师（一般是外教）坐在正中，学生们趴在桌上在笔记本上写写画画。这么多人同聚在这个不大的空间里，感觉有种家庭一样的温馨情怀。除楼道两侧的两排教室，在楼道的两个尽头都各有一间120人的大教室。在这楼里，这样的教室一共有四间，一层两间，二层两间。而且每天这四间教室的课都不多，如果找不到空教室，来这里的话，势必可以找到，四间里至少有一间是可以自习的。那节叙述学就是在这样的大教室里。在二层西侧的尽头。

    由此，我稍稍改变了写作地点，通常上午在文史楼四间教室的其中一间，下午到三教——就是二教后面那栋楼里。那里比文史楼要暖和一些，没有这种阶梯教室显得空阔寂寥。我几乎整整一天坐在120人的阶梯教室里，里面整整一天没有半个人，从上午9点到晚上8点，整整一天一句话不说一口饭不吃，心里怀着某种痛苦的心情，好像不想再活了一样埋头写作。有时饥饿难忍，但存款一天天减少，根本舍不得花钱，于是只好忍受着饥饿，在这种寒冷的季节日复一日感受着中国文学环境带给写作者的疼痛与悲哀。

    北京几乎没有春季和秋季，夏和冬的分界线非常明显，好像拿一支记号笔在时光版图上粗粗描上去的一般。4月还要穿毛衣，一步进5月某一天，就好像能听到天上“哐——”地一声，四四方方的炎热夏日被一下子装进下界的空气空间里。这一天马上就要由“毛衣”转换为“t恤和短裤”了，夸张得不得了。因为炎热了，心浮气躁，空洞洞的文史楼阶梯教室因为没有冷气，已经待不下去了。我也只好换了地点，改为三教或二教的某间带电源插座的教室。那两栋教学楼都有上好的空调设备。

    我通常在三教207：每天背着淘宝买来的咖啡色双肩书包、拎着茶杯和电脑包来到二楼，一路上看着有没有空教室，不过二教通常课很多，几乎没有碰到过。二教二楼有通往三教的楼际连廊，每天从那里穿过去，到三教，出了连廊就是207教室。那里每次去几乎都是没有课的。窗子对着北大操场，下面有稍显吵闹的学生们拍打篮球的声音。我每天的行头有双肩包（里面装着纯文学小说、笔袋、词典和灵感笔记本等等）、茶杯、电脑包，每走到一个我认为适合写作的地方就像《红警》里展开基地车一样把那些东西在桌面上大肆铺张开来，至少占一张三人座的连桌。

    行头中曾经忘带过一些小物件，像茶叶和耳机，我发现这些都是我写作的必需品，在那些“偶尔”的日子里我发觉：茶和音乐，这两样东西我少了哪个那一天我都会非常难过。

    我在这栋楼里投入大把大把的时间精力，深深沉醉到写作黑洞的中心，抱着不想再回来的念头一头扎下去，按照最初设定的大纲完成了剩余的剧情。在3月到7月五个月的时间里，算上杂文、随笔、日记和中篇小说，我一共写了30多万字，北大真的是非常理想的进修环境，这里的学生或者是同样来这里学习的外来者，都非常努力并且身心安宁，在他们中间你只想学习，从未想过玩点什么，或者发呆什么的，让人有种共同努力变强的陪伴感，也有互相监督的感觉。每次犯懒的念头朝自己涌来的时候，看到前后左右的家伙们都那么认真伏案，懒惰也自然消却了。累了的时候偶尔会趴桌上小睡，夏日时到下面的小花园的铁质长椅上躺一会。有一次睡着了，第二天卧床发了烧。

    这种努力的生活让我切实感受到灵魂的填充感。每天写完后，收拾我的咖啡色背包和笔记本电脑时，想着今天又能背着几千字硕果累累的文字回去，就感到格外喜悦，生命充满意义与活在当下的实感。写作的日子里从没有一天感觉到时间流动的恐慌，没有一天感觉被时间压榨，仓促又忙碌，而从忙碌中挣脱出来时又想不起忙的到底是什么，有何意义。自从背上咖啡色背包的那天起就从没有过。我在北大校园的夜路上穿越着湿度很大的空气，宽而长的柏油路尽头顿着厚重的雾水。我的视野干涩模糊，精神疲乏，走路时好像晃晃荡荡被拆去数颗螺丝钉的细腿玩偶。扶在末班地铁的扶手上，额头靠着手背，脑袋发胀，昏昏欲睡。我十分享受这种努力后疲顿过度的状态，甚至希望它越强烈越好。这种疲顿感越重，则说明我敲击在理想上的铁锤力度越为猛烈。或者从内心深处的角落里搜寻，可以察觉到我之所以有如此感受，其实是符合了自己某种被虐待的心理，符合自己“奋斗至死”“把鲜血变成果实”的非常心理。

    这五个月中，我一天班没上一分钱没挣，换来的有这样几样东西：文字的剧烈升华；强大的剧情编排能力；从容智慧的谈吐；做人的霸气与自信；从灵魂内质中发散出来的好像要吞没对方骨髓的清冷沉着的心灵气场；在北大结识的文学类专业的硕士生与博士生；旁听一学期名师课程以及各种讲座时淘来的珍贵笔记；最后才是一套成品书带给我的自豪。如果我那时选择工作，五个月不过一万来元钱，除了钱和岁月摧残的青春，我仍旧一无所得，甚至“屁都不是”。而现在看，我收获的东西开拓了人生的重要一部，好比准备打洞的鼹鼠把爪子磨得如魔王般尖长。我这段时期的人生滋补已经远远超过了那一万来元带给我的物质价值。

    这部小说完成的过程中伴着大量的孤独、对未来前途的恐慌、对隐瞒辞职的不安、存款的危机感、以及身处北大校园而非北大学生的自卑。现在回过身看着那时的自己，我很快可以泪盈满眶，会抓着那个时间点的自己的肩膀对着“那个人”难过地说上一句：对不起。真的对不起。辛苦你了。

    ——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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