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武临走前,又给景存诚留了1000元的外汇券,并在德令场部签字备案了。
场部的场长看到这1000元的外汇券,就再也坐不住了。
前前后后1000美元呢,他摸不准徐武是钱太多了,还是在警告德令农场,可在场长眼里,不管哪种,他都吃不住劲。
这可是1000美元,请人到西宁最好的青海饭店,一次也就是二三十块,1000美元换成2000元的外汇券,能请三五十次的客。
在青海饭店请客,送外汇券和美元,换个级别地点的囚犯,人都给捞出来了。别说是泥沙俱下的80年代了,就是几年以前,人们还不是一边唱着红歌,一边将值钱的东西往自己家里搬。
当然,要是几年前,场长也不用费这些心思,那时候可没有平反的说法,不管以前是副部长还是正处长,通通都是在押人员,许多人都想不到还有再翻身的一天。
现在却是谨慎再谨慎的时节了,场长好像又回到了刚刚听说“平反”的时候,无比热情的拉着徐武喝了一顿酒,等到双方都醉醺醺的时候,才问:“老景是不是要回去了?”
徐武是酒精锻炼的干部,若非如此,也不会派他来到德令。因此,徐武是按照计划好的规程,装作一副不胜酒力的样子,说:“这个事情,我谁都不能说……”
场长喝酒的时候偷奸耍滑,现在还有七分清醒,忙问:“就是说,有这个事情了?”
“那肯定是要有的,排排队,也该到我妹夫了,对不对?”徐武喷着酒气,抓着场长问。
场长连连点头,:“该轮到了,该轮到了。”
“就是说……”徐武松开了场长,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后脑勺磕到了也没感觉似的。
“喝点茶,喝点茶解酒。”场长想问的还没问完呢,他灌了徐武一口茶,又说:“就是说什么?就是说该平反了,是吗?”
“是啊,该……反了。”
“啥时候的事?”也不怪场长在意,他那里是有档案的,景存诚以前就是副部级的干部,如今十年过去了,景存诚依旧不到50岁,一旦平反,肯定是要先用的。
区区一个德令农场,不管怎么跳,也够不着一个副部级的干部。
场长实在担心,平反以后的景存诚,会回头来麻烦。
他这个位置也挺难的,他不能无原则的讨好农场里的在押人员,那样的话,工作就没法做了,首先资源是有限的,可能不能给所有人大量分配,其次还是容易得罪人,不是说讨好就能受人喜欢的。何况,劳改农场不免要有劳动,说不定,一次任务分配,就把另一个副部级的干部给得罪了。
所以,场长最近几年,对在押人员都离的比较远,距离产生美感,也是最不容易得罪人的。
然而,景存诚要走了,情况就不一样了。
临走前,总可以对人家好一点。
徐武却是有意的无视了场长的热切,摆手道:“急不得。”
“为啥?”
“不能就这样回去啊,你说是不是?在这青藏高原上的罪,就白遭了?你说是不是?”徐武一个劲的摇头,说:“不能就这么回去,不能白遭罪。”
说着说着,徐武就头杵在桌子上,发出了均匀的鼾声。
场长骂了一声娘,心说:“我们不就在青藏高原上,我们遭的罪,还不就是这样白受了。”
骂娘归骂娘,场长回到办公室以后,左思右想,还是找来了副手,商量着给景存诚换了工种。
在劳改农场,露天的体力劳动都很辛苦,室内的工作就要轻松许多,比如核检和发放工具等等,比冰天雪地的挖水沟不知要轻松到哪里去了。
景存诚理所当然的接受了新工作。
这下子,猜到他要走运的人更多了,来找他寻求帮忙的人也更多了。
景存诚来者不拒。
从他的角度来说,钱固然重要,却也没有那么重要,花完了也没关系。
而他的慷慨,也却是帮上了大忙,至少,今年的冬天就没那么难挨了。
徐武回到平江,也雷厉风行的动作了起来。
不快是不行的。严格来说,他们算是合谋骗了德令农场上上下下,短时间内也就罢了,如果长时间没有结果,景存诚的日子会更难挨,最重要的是,大家都怕中央的政策出现变化。
徐武自己也遭过两年罪,回来以后安排的并不好,进了如今没什么油水的建设园林部门,好在工作清闲,每天就拿着景存诚的信,四处奔波,找景存诚的老战友和老同事写文章,或直接出面。
景存诚刚被打倒的时候,景家多少还有些积蓄,可那时候不敢胡乱串联,到了情况好转以后,景家的经济早已崩溃,亲戚也多是指着工资过活的人,又哪能全国各地的去跑。
80年代的车票相对此时的工资来说,其实是相当贵的。同样是南京到苏州,83年的硬座票是4。6元,2014年的硬座票也不过32元,以83年普通人四五十元的工资来说,这样一张火车票就要十分之一的薪水了,若是从南京到四川的话,硬座就要26元,需要普通人一半的工资,比30年后的飞机经济舱都要过分。
徐武现在坐着火车四处奔波,就相当于后世人打飞的办事一样,一个星期的花销就要数百元,这还没有计算住宿、吃饭以及送礼的开销。
没有杨锐的支持,景家根本办不下来此事。
徐武尽可能的节省,也在半个月的时间里用光了杨锐借出的500元现金,另外又送掉了500元的外汇券。
即使是景母,现在听到自家大哥打来的电话,亦是心惊肉跳,只是街头巷尾的小卖铺不方便说话,她只能回来找女儿说:“不能再这样花钱了,再这样花,咱们家是还不起的。”
景语兰被念叨的久了,就去西堡中学找杨锐说。
杨锐却是照常用英语说:“现在停下来,前期的投入就白瞎了。你们家现在有钱还吗?”
景语兰听明白了,却是无奈的道:“照这种花钱的速度,就算我爸回来了,补偿给他的工资,也不够填还这笔钱。”
“但你爸总归是回来了不是?”杨锐又换了中文说。
景语兰说不出话了。
于是,徐武继续奔波,而景母也开始准备,前往北京投寄景存诚写的信件。
杨锐要求软文是一篇一个风格,最好一个人写一篇,发表在当地的报纸或杂志上。
这些软文,大部分都是回忆录或报告文学的形式,短小精悍,但都突出了贡献、奋斗之类的情绪。
景存诚的老战友和老同事,也都到了回首往昔峥嵘岁月的年纪,即使猜到了徐武的目的,却并不反感。
而他们写好的文章,有能力的就自己找人刊登,没办法的人就交给徐武,让他想办法发表出去,当然,这又是一大笔的花销。
等到景母京城的时候,她的记账本上,已经划到了8000元。
这比三个万元户的家庭的现金都要多了。
景母惴惴不安,又觉得骄傲。
她也是读过“奇货可居”的故事的。战国时期就有人投资政治家,杨锐的所作所为,亦是无可厚非。
所以,尽管大家没有敞开说,杨锐的目的,景存诚一家,都自觉是清楚的。
经过十年的寂寞,至少在景母眼里,能被利用也是一件好事。
一篇篇写有景存诚战功的文章,一篇篇写有景存诚工作业绩的文章,在或大或小的媒体上出现。
作为一名40岁就做到副部长的转业干部,景存诚确实有着相当不俗的功绩,加上现在正是回忆文字流行的年代,他们准备的软文,有一半顺利的刊载,另一半也在积极的洽谈中。
杨锐只是静静地等待,此事没有多少需要他插足的地方,除此以外,还需要一点点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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