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鳞开 廿九章 水滴铜龙昼漏长（七）

    朱慈烺与李邦华一起用了晚膳，降阶相送，让这位老臣辛苦一些，连夜安排明日的文本战。想想父皇的精力将在这种扯皮中消耗殆尽，真正需要皇帝担当责任进行决策的国家大事却只能延后，朱慈烺心中就多了一份无奈和庆幸。

    庆幸的是，他只是太子，若是不幸成了皇帝，就如同陷入了流沙之中，被各种庸蠹之人包围，哪里还能使出半分力气？

    朱慈烺命田存善守在门口，取出锁在铜盒中的手本，亲自研墨，提笔写下一行行蝇头小楷，将今日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一一记录。其中各人反应，自己的安排用意，也无不详尽记录。这倒不是为了对历史负责，而是数十年的习惯。

    从前世刚学会写字开始，朱慈烺就有写日记的习惯。每次动笔写下这些文字，就像是在与至交好友谈心倾诉，做了一场心理按摩。在压力尤大之际，更是一个良好的宣泄口。

    当然，这些日记势必也会成为后人追思、考证的材料，说不定还会给自己高大全的形象抹黑。但是朱慈烺终究不可能因噎废食，为了身后虚名而与这位“好友”绝交。

    在朱慈烺写日记的时候，宫中灯火如炬。

    这在节俭的崇祯一朝十分罕见，罕见到了只有过年过节才会有这样的“奢华”。

    当今帝后二人并肩而坐，都不说话。对面坐着的是懿安张皇后，正目光炯炯地盯着这对不负责任的父母。她是当今世上少有可以训斥皇帝皇后的人，就在片刻之前，她刚使用了这种骇人听闻的权力。

    “到底招是不招！”张皇后秀眉斜挑。

    崇祯偷偷抬眼看了看这位皇嫂，连忙又垂了下去。他突然想起自己之前因为周延儒的案子，殿陛用刑审问吴昌时的时候，说的也是这句话。

    不过张皇后的意思是：招太子朱慈烺回宫。

    周皇后也是垂着头，心情却与丈夫大不相同。她心中暗爽，早在张皇后过来之前，她就已经一哭二闹要皇帝召太子回来了。然而皇帝出口成宪，怎么可能朝令夕改？转头就用当时皇后娘娘自己的话堵了回去。

    然而皇后即便是一代国母，更是太子的生母，作为女人，是有资格反悔的。当时因为朱慈烺的软磨硬泡答应儿子出宫，如今提心吊胆一整天，心生悔意，这也是人之常情。

    宫中最有发言权的三人齐聚坤宁宫，崇祯理所当然地发现自己成了斗争的焦点，只好闭口不言。

    “慈宁宫若是尚在，不知当做何想！”张皇后气冲冲道。

    张皇后所指的慈宁宫，乃是神宗皇帝的最后一位遗孀——宣懿康昭太妃，刘太妃。

    这位太妃比神宗还大五岁，崇祯登极时已经七十一岁了。当年天启帝选后，就是她以太后身份主持，定了张皇后。后来又与张皇后一并选了周皇后。

    刘太妃对诸王极好，故而天启、崇祯都视她为祖母。她从天启元年执掌太后印玺，一直到崇祯十五年去世，一直是紫禁城的镇宫之宝。手握如此重权，却只在册立皇后的事上有过声音，其他时候几乎感觉不到她的存在，怎能不让人敬仰？

    崇祯想起那位慈蔼乐观的老祖母，突然鼻子一酸。他吸了口气：“目下形势如此，我前几日还与巩永固、刘文炳商量，看能否召集勋戚重臣子弟，编练新军。若是无故召回太子，如何让大臣们信服？”

    张嫣刚要启口说话，崇祯已经起身转向门口，故做不见，道：“太子出宫虽然莽撞了些，但勇于任事却是好的，而且也正好做了个表率。”

    “太子若有不测，于国本何！”张皇后跟着站起来，厉声喝道。

    “慈烺若有不测……”崇祯声音中带着悲腔，突然昂头振声道，“以定王慈炯为太子，给慈烺‘刚毅’二字为谥号。”

    砰！

    此言一出，张皇后气愤难抑，随手抄起桌上茶盏朝皇帝足下掷去。

    青花瓷杯碎片飞溅，茶水打湿了龙袍下摆。

    周皇后闻声醒悟过来，登时大哭。

    崇祯为也刚才的口不择言心生懊恼，但既然狠话都撂下了，更是覆水难收，只得快步冲出坤宁宫，逃也似地走了。

    大内的这场家庭会议看似激烈，但是五个时辰之后，崇祯帝就发现真正激烈的还是在外廷。

    翰林院、东宫属官、六科廊纷纷上书，从各个角度各种典章议论太子出宫的非法非礼。大明官场以言官词官为清流，事务官亲民官为浊流。能够进入清流之列的，都是考试成绩在全国排进前三十名的牛人，写文章打笔仗战斗力惊人。

    这些人自以为占据了道德制高点，又事发突然，颇有些胜券在握的自得。

    殊不知李邦华连夜奔走，亲自关说，都察院的御史们也已经连夜做好了战斗准备。

    讴歌太子出宫意义重大，为天下表率的奏疏，同样如雪片一般飞向了御案。

    大明的言官有两大组织，一者是都察院统领下的御史、十三道监察御史，以及御史兼任的各地巡抚、巡按。另一者则是对应于六部的六科给事中。能够封驳皇帝圣旨的，便是这些给事中。

    御史被称作道官，给事中被称科官，故而言官也被合称为科道官。又因为御史为台，六科为垣，所以也称为“台垣”。

    台垣便是大明言路，上正帝王，下纠百官。

    明初之时，六科给事中与翰林院、尚宝司官“常朝俱在御座左右侍立”，是为近侍，政治地位超然。永乐之后，七品言官也排列在五品郎中之前。又典曰：“天下事惟辅臣得议，惟谏官得言。谏官虽卑，与辅臣等。”小小七品官，能与阁辅并论，可见国家的重视。

    如果将朝堂比作战场，都察院与六科廊无疑是两支战斗力极强的精锐之师。

    一般而言，宰辅若是强势，台垣必然一体，都听命于内阁。许多大案也都是在内阁授意，言官开火而引起的。然而如今内阁疲软，台垣各自为战，整个朝堂上看起来都是乱糟糟一片。

    不过六科名义上是独立的，但平常考核却归于都察院。故而许多科官发现自己突然站到了上司的对立面，纷纷偃旗息鼓，乃至有转变风向的。这自然引起了之前盟友的愤慨，再次上书纠弹。

    事情的发展很快就回到了正轨：争议的焦点从太子是否能出宫，变成了君子小人之争、清查阉党余孽之案。

    各种黑材料纷纷出炉，再一次刷新了无节操的下限，让皇帝对自己曾经信任的官员也失去了好感。

    刘若愚身穿火者服饰，带着乌木牌，在尚膳监外装模作样摘菜。

    不断有人过来打个招呼，同时扔下小盒子、小手帕、小竹筒……这些都是内监传递消息的常用手段。刘若愚收到这些消息之后，一一检视，互相勘合印证，总结成文，亲自交给等在宫外的宋弘业。

    最后通过宋弘业的手，交到太子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