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炼的改变,进行了一段时间,虽然还没有彻底的完成,却已经拥有了应用的基础,任何事情都不是一蹴而就,冶炼同样是如此。
未来,只要定海军初步的发展起来,拥有了一个城市的基础的时候,赵信肯定会对冶铁高炉进行建造,注定要被淘汰的落后技术,赵信也是差不多就行了的。
第一批人员已经陆续上船,还有一些手续需要完善,保州现在,负责的是欧阳修。
欧阳修来到保州之后,跟赵信的交流很少,却还是知道赵信是谁,他甚至提前知道的,不过是几千人的迁徙,他大手一挥,写下了通关文书。
一切就绪,只欠东风了,赵信再也不是孤身一人的穿越者,而是有数万,甚至是数十万的追随者。
离开了保州城,赵信专门去看了韩琦,保州候的身份,让他没有怎么通报就见到了韩琦,韩琦有些落寞,赵信知道是为什么。
庆历四年,发生了许多的大事,有上升到国与国关系的,也同样有关羽朝廷时局的。
跟韩琦关系最大的,就是变法的结束,从庆历三年开始变法,只是支持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实际上,在韩琦被派往保州的时候,就有些苗头了了。
保州兵变立下大功,哪怕有赵信分润功劳,他都是作为军事方面的统帅,顺利的,在短时间之中,就解决了保州兵变,这一点的功劳,谁也抢不走,应该回京遭到重用,可是按照他的渠道得到的消息,哪怕现在的朝堂,因为立储的事情,变得有些混乱不堪,也应该通过关于他的任命,可是这个任命迟迟没有下达。
迟则生变,韩琦现在的资历,不可能现在就接枢密院使这个职务,可是回归朝堂,哪怕还是为枢密副使这个职务,也可以为新法更加做一定的帮助。
没有,任何消息都,一直都悬空,甚至是新法大部分的官员的权利,都开始被削弱,最开始是以立储,和其他的事情的,韩琦是何等的敏锐,他很快就看出来了这其中的不同。
仁宗的心变了的。
北宋的朝局,就是这么的奇怪,皇帝被大臣们的权利限制,皇帝不能够决定一个大臣的生死,却可以决定一个大臣的权力,看起来很矛盾,实际上,一点都不矛盾。
皇帝想要无故处罚,甚至决定一个大臣的生死的时候,这是关系到了大宋的基本国策,刑不上士大夫,官家于士大夫共治天下这个铁律,一定会遭到所有士大夫反对。
这样的话,当皇权跟相权,起了根本的冲突的饿时候,对于皇帝而言,是非常不利的,他也不可能通过这样的旨意。
可是针对相权,在不动用国本的情况下,对相权进行调整,确切的说,是让谁当首相,让谁不当,却是可以由皇帝决定的,任何一个首相都有反对者,都是一方势力,只要因利是导,这一点还是比较容易的。
这也是仁宗在位期间,首相不停的改变的根本原因,从仁宗看中范仲淹,委以重任,调回中枢,到现在,仁宗心态改变,开始逐步的清理新法的羽翼,韩琦就知道,大事不好了。
可是偏偏,他却没有办法,新法的根基很浅,为首的范仲淹,虽然背负天下名望,却只是一个枢密副使,甚至因为品格的关系,只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一个新晋的韩琦,都可以成为中坚,完全没有一个可以成为中流砥柱人员。
一切新法的实行,都是依托着皇帝的支持,一旦皇帝的心态改变,新法也就成为无根之木了。
韩琦感觉自己,如同网在网中的蝴蝶,越是挣扎,网就拉的越紧。
“看来韩相是很不甘心!”赵信对于韩琦心中的想法,是心知肚明的,也就是年轻的官员才有这样的毛病,有追求,有渴望,有坚持,一旦积年日久,那么就只剩下对权利的渴望了。
果然,韩琦点点头说道:“是啊,都到了这番天地了,还有什么可以退的。”
“不,希文先生有些太着急了,治大国若烹小鲜,走的太急会扯到蛋。”
两句话,一句话精妙深入,是道德经之中的文字,带着浓浓的文采,另外一句,粗俗不堪,让人难以严明,可是两者结合在一起,却也不无道理。
韩琦实际上,也感觉到了有些不对,可是怎么不对,他说不清楚,章得象和贾朝昌他们最开始支持新法,可是慢慢的,他们似乎懈怠了,有些投机耍滑。
得到了仁宗的认可,范仲淹可以主持新法,是实际上的宰相,真正的首辅是的章得象,辅相是贾朝昌,韩琦和范仲淹都是一样,枢密院副使,跟真正的宰辅,还差太远。
这两个人一个人是首相,一个人是副相,是朝廷之中的中坚,哪怕仁宗看中范仲淹,把他推上了位置,可是名义上,这两者身份,远在范希文之上,这让韩琦有些担心。
这也是感觉到了掣肘之后,范仲淹急于获得权力的根本,所以提出了改变科举,并且对于贵族的蒙荫之类的,进行了一系列的限制。
实际上,之前的变法都触及到了一部分人的权利,却不严重,一直到了这个改变科举。
科举是北宋的大事,或者说,是唐之后,每一个王朝的大事,选拔人才,为朝廷输送新血,改变朝廷格局,这些都要由科举完成,可是这一次的改变,不管范仲淹是否动用私心,都极大刺激了文官集团和身后的皇帝。
每一个变法者,面对着掣肘,他们能够做出来的选择都是唯一的,用扩大相权,扩大权力,来获得力量,不同的是,王安石成功了,他在新法的实行过程之中几乎是一己之力,控制了整个朝堂,因此遭到了众多大佬的反对,然后当神宗一死,高皇后掌权之后,直接一翻到底。
可是仁宗对于朝堂的控制,对于政治的敏感,远在神宗之上,既然发现了问题所在,迅速淡化的处理,哪怕对于范仲淹,对于新法,还是保佑着很高的期许,可是他依然毫不犹豫的决定,放弃变法,迅速让朝廷回归到正常的环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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