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80年代初。像董岩这样利用业余时间去为其他单位,尤其是为一些乡镇企业、个体企业提供服务的技术人员,并不在少数。这些人有一个名称,叫作“星期天工程师”。
在这个年代里,有点技术的人才都集中在国营的科研院所和工矿企业,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是不可能拥有这类人才的。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需要技术,也能够拿出可观的薪水来聘请技术人员。而许多国营单位里的技术人员待遇不高,人浮于事,也有时间、有愿望去乡镇企业干点私活,赚点外快。
利用业余时间赚外快这种事情,在国营单位里并不算什么秘密。冯啸辰刚到冶金局的时候,也见过王伟龙、程小峰他们这样的机关干部通过为杂志翻译外文文献的方法赚钱。这种事是属于民不举、官不究的,哪个单位的领导也不会多管闲事。
董岩以往也曾应某些乡镇企业的邀请,去帮过一些小忙,赚过一点小钱。这一回,他给阮福根帮忙,也是带着这样的心态。谁曾想,阮福根给钱如此痛快,短短几个月的时间,董岩居然赚到了相当于自己一年多的工资,这可让他有些得意忘形了。
俗话说,钱是穷人的胆。因为来钱容易,董岩一家的花销也就水涨船高了。董岩的太太用这些外快买了好几件一直想买的漂亮衣服,在厂子里颇为招摇了一阵。董岩的儿子和女儿也分别拥有了自行车、足球、旅游鞋等孩子们眼中的奢侈品。就连董岩自己,也颇为烧包地买了一块新手表,戴在手上明晃晃的,还时不时摸出一包中华烟来分给同僚们抽,口口声声说是什么发了财的朋友送的。
大家都在苦哈哈指着几个工资生活的时候,你一家人如此显摆,不招人忌恨才怪。虽然谁都有个出去捞外快的时候,可人家一个月捞十几块钱,你一个月能捞到上千,用报纸上的话说,这就叫叔可忍,婶不可忍。
很快就有人把这件事捅到了厂长马伟祥那里。马伟祥乍听此事,还颇不以为然,笑着骂举报者红眼病,说谁有本事就去赚钱,只要不是挖厂子的墙角,不影响工作,厂里也不会干涉。可当听说董岩是因为为阮福根干活而赚到这些钱的时候,马伟祥的脸就蓦然变了。
阮福根的事情,是给马伟祥的一记耳光。不单搧在他的脸上,更是痛在他的心里。由于出了阮福根这个变故,他们这些国营大厂的负责人被弄得灰头土脸,不敢再和罗翔飞较劲,被迫签了城下之盟。目前,分包给海化设的任务已经开始生产,进展情况也还算顺利,但马伟祥始终觉得心头有一根刺,既觉得这样接来的任务有些憋屈,又担心万一哪个地方出现点质量差错,会受到重装办的处罚。
对于阮福根,马伟祥一直耿耿于怀,天天扎草人诅咒,盼着阮福根所分包的业务出现问题,届时他就可以狠狠地出一口恶气,看看罗翔飞的笑话。以马伟祥的想法,全福机械厂不过是一家乡镇企业,技术力量薄弱,分包这样的尖端设备,出问题是肯定的。他唯一担心的就是阮福根能够从什么地方找到外援,解决技术上的困难,这样马伟祥的愿望就落空了。
可怕什么就来什么,这个阮福根还真的就去找外援了,偏偏这个外援还是自己眼皮子底下的技术处长,差不多是整个海东省最牛的化工设备技术专家之一,这不是存心在恶心自己吗?
在接到举报之后,马伟祥马上召见了董岩,质问他有关为阮福根帮忙的事情。董岩知道不妙,含糊其辞,推说自己这些天频繁往会安市跑的原因是自家的老娘生病了,自己是去探病的。当然了,在探病期间,捎带着帮一个亲戚指点了一点生产的技术问题,收了一点土特产当报酬,这也是难免的。如果厂里认为这种行为不当,他坚决改正,以后再也不收土特产了。
“董岩,我告诉你,上次你把经委会议的事情透露给那个阮福根,我还跟你算账呢!如果你敢吃里爬外,把厂里的技术秘密泄露出去,损公肥私,我可不管你为厂里做过多少贡献,我都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马伟祥这样警告道。
因为知道马伟祥的霸道,董岩还真是不敢违逆他的意志。在随后的两周里,董岩都找了借口,没有回会安去给阮福根帮忙。可阮福根哪里那么好糊弄的人,他亲自跑到省城建陆市,拎着大包小包的礼物进了董岩的家。见面之后,阮福根不谈技术的事情,只是聊家常,又巧立名目给董岩的儿子、女儿各发一个硕大的红包,这一来,董岩就没法拒绝他的要求了。
圣人说得好,如果有1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冒绞首的危险,如果有3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践踏人间一切的法律。面对着阮福根的金钱攻势,董岩的妻子谢莉先溃败了。她给董岩吹了一个晚上的枕头风,从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说到儿子娶媳、女儿出嫁之类的小道理,最终归结为一条:有钱不赚是傻瓜,捞外快这种事情,厂里谁没干过,凭什么我们就不能干?
董岩也进行了剧烈的思想斗争,他想象了马伟祥可能给他的各种惩罚,比如严肃批评、扣发奖金、坐冷板凳等等,甚至想到了被撤销处长职务的最严厉手段。他同时也给自己找了无数的理由,比如说只要偷偷摸摸去帮忙,就不会被发现,还有以后不要在经济上太招摇。他还想起马伟祥警告他的时候所说的话,按照这些话来理解,似乎只要他不出卖厂里的技术秘密,不动用厂里的资源,厂里似乎也是不会管的……
于是,董岩的星期天工程师生涯,又重新开始了。他自欺欺人地相信,马伟祥日常工作很忙,不会专门去调查这件事。他更是很天真地认为,最最最最严重的处分,也就是撤职而已。
撤了职就算了,老子如果能赚到几万块钱,一个处长又有什么舍不得的?
董岩忍着心疼对自己这样说道。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马伟祥对于阮福根的仇恨是如此深刻,进而导致迁怒到董岩头上的惩罚也变成了万钧雷霆。就在一次董岩结束了在会安的工作,搭乘长途汽车刚刚回到建陆的时候,两名警察出现在了他的面前,给他戴上了镫亮的手铐。
到这一刻,谢莉才知道事情大了,她哭哭啼啼地跑到马伟祥那里去,声称愿意退赔所有的“赃款”,求厂里放董岩一马。马伟祥给了她一个冷漠的回答,声称董岩犯的是挖国家墙角的大罪,厂里无能为力。
谢莉在厂里找遍了所有的领导,一直到有人向她透露了真相,她才知道这件事情的背后是马伟祥与阮福根的恩怨,董岩无论如何都算是躺着中枪。她想到解铃还须系铃人的道理,马上给阮福根打了电话,请阮福根出面调停。
阮福根闻听此事,也是如五雷轰顶一般震惊。他是做生意的人,对于世态炎凉有着特殊的敏感,早在自己被罗翔飞、冯啸辰他们利用的时候,他就知道自己已经与马伟祥等人结了怨,这个怨恐怕是解不开的。董岩是他的远房侄子,因为帮他做事而面临牢狱之灾,他不可能不管。
于是,阮福根带了昂贵的礼品,赔着笑脸,来到了海化设,求见马伟祥。他决定把自己面子当成一块抹布,任凭马伟祥用脚去踩,只求换得马伟祥放过董岩。然而,马伟祥根本就没有给他一个见面的机会,还让秘书带话,说阮福根如果敢把这些礼品送进来,他就会再次报警,让警察把阮福根这个企图“贿赂国家干部”的不法商人绳之以法。
到了这个地步,阮福根知道马伟祥是铁了心了,绝对不是他的几句软话或者一些礼品能够打动的。阮福根在省里也不认识什么有权势的人,无法借助别人的力量来说动马伟祥。情急之下,他只能连夜赶往京城,到重装办求救。
“这件事全怪我,全怪我啊!”阮福根连声说道,“冯处长,冷处长,你们就帮帮忙吧。如果警察一定要抓人,就让他们抓我吧,董岩是吃国家饭的,一旦被判刑,他这辈子就完了。我是个农民,坐几天牢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不能害了董岩啊,这让我怎么向他爸妈交代!”
说到这里,阮福根泪水纵横,全然没有了一个企业家的那份从容自信。
“这些人怎么能够这样做呢?”周梦诗愤愤然地说道,“董处长是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并没有影响工作,厂里凭什么处分他?而且还走了司法渠道,这不是小题大作吗?”
顾施健没有周梦诗那样不食人间烟火,他摇摇头道:“这种事情,肯定是违反规定的。如果他赚的钱少呢,倒也无所谓,就算是小节问题吧。可是,听阮厂长刚才的意思,董处长赚的钱好像挺多的,超过一定金额,这就算是经济案件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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